名书院变身拘留营
Paul Harrison揭露声望显赫的学府以前曾是二次世界大战拘留营的历史。
赤柱的圣士提反书院位于香港岛南端,是一所声望显赫的学府,拥有寄宿设施和宽敞广阔的运动场,在香港属十分少见。不过,这所今天备受尊崇的学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面貌却大相迳庭。在校舍里寄宿的不是学生,而是非军人的同盟国战俘;但因为日本不视法国为敌,所以战俘里并不包括法国人。 香港在1941年12月8日被侵佔,根据跨越国际换日线,这天亦是珍珠港被袭的日子。17天后,同盟国部队终于在圣诞日投降。人们早预料到这场战争,很多公务员早已撤退到澳洲,但也有部份人留在香港。结果,如何处理这些俘虏成为日本人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在1942年1月21日,这些同盟国战俘没被告知原由,就被召集到城中,他们有些人带著食物、衣服和其他物件同行,有些人则没有任何准备。全部战俘都被带到圣士提反书院,甫抵达营区,便触发一场房间的争夺混战。起初,英联邦战俘有2,400名、美国人300名及荷兰人60名,相等于男1,300人、女1,000人及小孩400人。在拘留营中,180名年青人更被强制上课;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强制性教育。 被拘留的美国人只在营中逗留了数个月,后来被移送至莫三比克用作交换留在美国的日本人。至于英联邦手上的日本人则是一些渔民,他们在澳洲北面海域工作,由于他们知道的事情太多,不能用作交换,只好让英国战俘留在拘留营。幸好,拘留营是由日本外交部而非军方管理,这些战俘比同盟国士兵的待遇已经好很多。他们应该特别感谢日本路德教会Watanbe Kiyoshi牧师,因为是他偷偷为营中战俘带信,又把拘留营急需的医疗药物偷运进去;这些行为一旦被发现,他可是会被处死。 被关在拘留营的人经常捱饿,但营外的情况更加恶劣,令一些本地中国人反过来利用铁丝围栏的破洞潜入营中偷窃。拘留营的人虽有投诉,要求修补围栏,但日本人坚称铁丝栅栏完好,任由破洞残存。在战事期间,食物经常不足,而且品质十分差劣,除了配给所得的食物,营中的人开始自己耕种,利用如罐头蕃茄里的种子希望能多种一点食物。 尽管生活艰苦,营内很多人仍然保留丰富的创作力,甚至专业技能。在那时候,香港已是一个时尚的城市,营中的人会设法以他们手上的物资和日本人提供的有限布料缝制衣服。曾经有位女士更扬言威胁,如果没有多些布料她便赤裸示众。他们发挥即席创作的精神,就连装面粉的布袋也不放过,甚至把旧轮胎拿来换鞋底。在营里,每十八个人就有一位是专业医生;其中一位牙医把营中的工作纪录存档,他贯彻了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后来从病人的欠单拿回十万英镑。天文台人员则喜欢炫耀在战乱期间,他们如何继续服务。气象人员在一切的混乱中仍把天气数据收集起来,然后写在许多零碎的便条纸(例如香烟盒)上。 曾经三次有人尝试从拘留营逃走,却只有一次成功,逃跑的人更坐船去了澳门。另一次失败的行动,则让四个警察被严刑重打,以儆效尤。在拘留营里,总共只有120人死去,有些是被处死,有些则是意外被美军炸死,很多在营中死去的人都被葬在书院旁边的墓地。 更多相关资料可详阅Geoffrey Charles Emerson所著的《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 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是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Studies Series丛书的一部份,由香港大学出版社(www.hkupress.org)出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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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Harrison居于香港达17年之久,曾任香港历史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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